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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诞生详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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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3-25 09:25:3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笑语灯前老少儒
  ──追着张学良的历史奥运         ◎郭冠英


唐教授:
奥运虽未成功,能与您共跑一跑,对我这小选手也算受益匪浅。「笑语灯前老少儒」。我若有时间,写下争取办奥运的经过,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份纪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─郭冠英【1】

唐德刚曾说:「写一个人的传,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。」

唐德刚说的是李宗仁,遇到张学良,他当然视此为不世机遇。他要写本"The Book"而不是"a book"。

可惜,没写出来,但在写的过程中,他比「他自己还了解了他」,了解了一个"a person"。

唐德刚后很感慨的说,张的历史,多已公布于世,但你我讲,就算对,仍只属小道消息;只有他本人讲,才属第一手。可惜张胡涂,对学术市场也不懂,他本可留下本好史,名垂千古的,但由于他性格不成熟,做事冲动,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给弄坏了。

唐又说:「我以前没见张,从历史资料来评张,见了张,对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。了解了一个人性格对其行事决策的关系,以前的资料是死的,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。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,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。」

张学良是一个太子豪杰,李宗仁是一个平民英雄,两个人都称副,一是副总统,一是副司令,但张学良不论是少、是副,他干的却是大事,虽然真正的硬仗,李宗仁打得多,真正的政务,李宗仁认真得多,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干到正,他仍是蒋介石的副角,他仍未能改变蒋所划的局面;而张学良在西安未留片纸只字,甚至对放蒋条件仍讳之莫深,但人人皆知他改变了蒋的剿共大计,他扭转了乾坤。他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,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(唐语)。

李宗仁?没能改变历史,他只是保持了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已,而这一点,他是比蒋介石高明的。看看蒋身后的假荣实辱,几无葬身之地,其下场实不如李。

李宗仁死后有知,当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后见张学良,张说:「蒋介石就是李宗仁说的那个样子,一点不错。」

张学良还握了拳说:「马歇尔说得对:『蒋先生就是抓权不放。』你说不干了,你还是在那儿干什么?李宗仁怎么做事?」

但在九○年代,唐德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,中国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为最有价值的回忆录。唐德刚是有此自信,若张学良愿合作,他可以写出一本比李传更好的传世之作的。可惜张学良本身是个没常性的人,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。要他随兴吹牛可以,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,好好交代回忆其历史较难。他的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,会难过,但他又常会激动的讲,没问他也自个儿讲,张根本是个很矛盾的人。如果张被关的五十年中,有个唐德刚与他关在一起,只叫他交代北洋历史,先不提西安事变最关键的那几点,那应该写得出本好书,或张到夏威夷去了,与唐德刚做口述,唐在夏威夷住个年把一年的,也可以,但在九○年代的台湾,张新放不久,仍有疑惧,加上赵四始终消极,生怕张又从上帝那儿回到人间,张又静不下心,一有风吹草动,一件美事就告吹了。

这件事,是历史决定了人,又是人决定了历史,与许多历史事件都一样。

后来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了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史料,其中谬误甚多,做为一个始作俑者,我并没有幸灾乐祸,只有对历史的痛心。以前常常有人问我,哥大的资料有无新东西?为了历史,我希望它有新东西;为了我的委屈,我又希望它没有新东西。现在证明,有关张学良最主要的东西,他在一九九○年已对唐德刚和我讲了。正如台湾《中国时报》驻美历史记者林博文所说的,那是对西安事变「最详尽、最切实、最坦诚」的口述。

那真是得来不易,稍纵即逝。果真,机会后来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不怪后来的效颦者,要怪张学良胡涂,做事不认真。他这种性格,大大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史。

识张经过

最先,天纵英才,张学良有幸认识了我。我早在七○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。王父是台湾立法委员王新衡,与蒋经国、张学良关系很深,他们与张群、张大千组成了「三张一王」的「转转会」,轮流各家吃喝。早年我还把张看成叛臣贼子,对他不甚重视,后读史才知张的重要。蒋经国逝后,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见张。张见我对他有敬意,对东北事有了解,对我甚喜。一九八九年,我就安排国外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他,也把相关历史图书数据交张,其中有美国加大的傅虹霖写的《张学良的政治生涯》,我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「三位一体」序,序对张多肯定,格局甚高,未几,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,若唐德刚来,他愿一见,后我知唐到,乃请王一方转知张,约了第二天,我接示后即电《传记文学》的刘绍唐社长,问唐在何处,因唐与刘情笃。刘妻说他们到高雄佛光山去了,我电佛光山,刘绍唐接的电话,开口即曰:「是不是汉公有消息了?」因我已向刘绍唐提过张有意见唐之事,我说马上坐飞机回,明日即见。刘、唐乃即飞回来,第一次在王一方家,只有张、唐、我、王四人。

所以,见唐是张主动的,当然,唐视此为不世机缘,非常高兴。以后就谈了四五次,唐也住在中央新村其岳父吴开先(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)的房子,准备好好做访谈计划,但张此时刚放松不久,尚不知外界情形,一道无形的圈子似仍画在那里,他也没找我们谈究竟在政治、安全上要如何应付,计划要如何展开,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知数,但在谈时张都是很兴致高昂的,反是王一方,有时急着出去,催着我们早点结束,他说:「来日方长,青山在。」如今想来,实在可惜,但如果没后来那些变化,此事或慢或快,是应能圆满完成的。

第一次谈完了,唐德刚就写了一自传体的首章。但张说他不要写传,只是你问我答(这也是矛盾)。我们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。赵四都不在,否则她一定打扰。

痛斥上帝

张学良常说:「上帝那儿有本帐。」他不愿讲出来伤人。但他其实很想讲,常欲罢不能。经他同意,我录了音。这部分我在二○○一年张逝世后才公布了。

张、唐两人皆重听,口音也不同,沟通上有些问题。我像个传译,也知要问什么关键问题,什么时候问,因此三人进行得很顺利,王一方也在陪听着。

每次谈完了,张还潇洒的抛下一句:「你们要怎么写,我不管。」当然,我们也没那么笨,此事仍极保密,但安全局应知张在见唐之事,因为陪张的李震元组长应不会不知。李后来与我很好,也让我给做了口述。

其中最重要的两次,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,张说西安事变是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。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树常之子,历史教授王冀面前讲的。他主动,我们没问。后来在当年的复活节,他在王一方家喝了酒,在书房中大讲。说蒋介石「失败」、「无雄才」、「喜用特务」、「量窄」、「抓权不放,一句话,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」,批评得很凶。我还去关了书房门,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。

最重要的是,张终于开口说,是蒋亲自答应了不剿共,他才放蒋的,我追问:「是他太太转告的,还是他亲口说的?」张说:「当然,他亲自。」「他既然这样答应了,『你去吧。』那蒋先生也是,当时我不说,现在我可以说,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,他没说假话,『我不剿共了。』」

有次在凯悦饭店吃自助餐,故录得有点吵,当时是蒋纬国说他老哥没说蒋家不接班的时候。张就说纬国不但「身世不明」,还「身世不清」啊!意指有传言纬国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侍戴传贤和蒋介石哥俩,故是谁的种也弄不清了。张说话时还用汤匙在搅咖啡,我看了忍俊不住。

到了一九九○年张群为张学良做九十寿,张学良还指名要我和唐德刚参加,叫王一方把请帖给我们。王一方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不幸意外死后,我在他西装口袋还找到这份张的条子:「给唐德刚、郭冠英、刘绍唐各一份。」

做寿完当晚,张即请唐、吴天威、王冀等与贺之教授,在富都聚餐,我们都很高兴,想:一件记史的大事终于可以完成了。

我还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的消息、评论、文章全剪贴了送给张,讨其欢喜,结果坏事了,后连那一份精心的剪贴簿也不知所终了。

原来是张看了简报上《中国时报》的报导,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,已在为张写传,他一看大不悦,加上据说国民党的老臣秦孝仪、张祖诒都问他:「汉公,你要写自传了啊?」张学良乃电王一方,说了他一顿,并要唐德刚写声明,没有写传这回事。

我接一方电话也很懊恼、惶恐。我想张是太紧张了,他政治上已自由,蒋家也不在了,他要写什么谁还管得着?秦、张之语只是招呼而已,并非反对,张却过虑了。后来我把此点向陪张之李震元组长说,他也持相同看法。何况我觉得写声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,没用且不智,但张究竟信我不深,此事之实情与应对他也没与我讨论,我们只得写了声明,稿还是我拟的。载于《中国时报》一九九○年六月十二日:

  编辑先生公鉴:

  顷阅友人前赠贵报六月一日「张学良口述回忆录?历史学家唐德刚洽商撰写」一则报导,不胜惶汗。亲友读报而函电询问者亦日有数起。谨不揣冒昧,略上数语,乞为披露,以明原委。德刚于本年春初由于奔岳丈吴开先先生之丧,来台暂住。开公与已故王新衡先生为挚友。而王公又系张学良将军在大陆时代之旧属、隐居台湾期间之好友,媒体所谓三张一王是也。以此关系德刚有幸得于王府几次饮宴中,拜识张学良将军伉俪。张将军为人豁达,喜谈北洋时代人物,及「老帅」张作霖等之轶事,而德刚嗜史成癖,所以相谈甚欢。唯所谈只限于「北洋时代」(一九一二~一九二八)。「九一八」以后的历史张将军不愿谈论,而德刚只因交浅不敢问深,亦从未触及。加以张将军夫妇笃信基督,认为人生一切,均系上帝安排。国家兴亡固然匹夫有责,而个人荣辱穷通,则藐不足道。说故事则有之,写传记则无心及之也。夫人意志且更为执着。德刚沉迷史籍,虽觉张公伉俪之联合决定甚为可惜,然长者的意志,也非后辈所敢拂逆。谨以实况相报。尚乞垂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德刚谨上 七九?六?一 台北

从此张就对我由信转疑,再不复往日之亲,口述也停了。

事情是怎么漏出去的呢?杀君马者道旁儿,我以为是被刘绍唐说出去了,刘与《中国时报》副总编辑苏墱基极好,我以为是苏叫记者发的消息。后来苏看到我这样写,对我解释不是他泄出去的,是记者从「中研院近史所」问来的。我想苏言是真。

此事,我想最痛苦的是刘绍唐,他最想要张学良写传,《传记文学》几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与他这个东北老乡有关,他也最希望见到唐德刚来写这篇传,将来在《传记文学》连载出书,结果竟被记者抢新闻抢坏了。

再后来,我又安排了NHK访问张,此事弄得也不愉快,又要我来善后。

一九九一年张去美国,丢下赵四在旧金山,一人跑去纽约,在他的「最爱」蒋士云(贝祖贻妻)家中住了三个月。当年生日也是由贝夫人主持。我认为张如此做不好,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批他:

  溪口一别半世纪,好梦未圆愁夜长,
  秋后蜢子心犹热,纽约新巢共黄昏。
  平生遗憾唯蒋四,旧爱新欢本一人,
  老伴有主休回顾,更抱佳人赌几回。【2】

刘绍唐后常说是赵四看到我在纽约拍了唐、张与贝夫人在哈德逊河畔的照片,讨厌死我们两人,做传之事当然泡汤。以前我还常与刘嘻辩,我说张与贝夫人老相好,赵四又不是不知,怎会以此怪我等?现在才知刘非戏言,是张老五学森对刘绍唐和唐说的。赵四对张去会贝夫人确实痛心,甚至怪罪到家中亲戚去迎合张先生者,我与唐当难免池鱼之殃。

再起炉灶

贝夫人常带张去纽约上城一家叫「安蒂园」的中餐馆吃饭。张之丙,哥大的中文讲师,在那儿自我介绍,说哥大学生想听张言。张学良见胡适、顾维钧皆出自哥大,对哥大重视,乃去。后张之丙要为他做口述,他认为是哥大要做口述,不知道哥大口述的祖师爷,当代「最活泼深知的历史学家」(李敖语)唐德刚已在为他做,竟答应张女士了。

此消息一出,台北史界哗然。刘绍唐后来一直想挽回此事,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,认为至少也应由中研院来写,又致电张,劝张仍应采前议,交唐来写,他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写了一封信给张:

关于吾公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事,本有数语奉陈,因恐交浅言深,又易开罪他人,故欲言又止。但反复思之,吾公为国家之人,吾公历史为国家历史一部分,晚如不就所知掬诚以告,心实难安。

关于吾公口述历史事,真所谓好事多磨,据唐德刚教授言,吾公初抵纽约,彼即洽妥时间,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及过去主持口述历史之负责人(均为彼旧日同事),共同邀吾公餐叙,不料打电话至贝宅,贝夫人未询何事,即言吾公应酬太多,已至乡间暂住,竟未能直接与吾公通话。德刚兄又因一耳重听,电话中沟通颇感不便,乃不得不决定另觅机会。……

又此事如已经不能挽回,吾人则只有相信一切系属上帝安排,如尚可挽回,晚仍重复前函所言:「吾公为创造历史之人,而且是民国史上关键人物」,应与国家历史机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,并请唐德刚兄暑假来台进行(唐已有数次访问吾公纪录),德刚兄(纽约市大退休后哥大现聘为客座教授)年逾七十,谦谦君子,彼之史学修养,文笔才华,为吾公作口述历史,实不作第二人想。

以后刘还与张捷迁、王铁汉研商,希劝张改变主意。有次王冀来,张问王冀:「我已答应了哥大,但又有人劝我给中研院写,一马不配双鞍,我为难,你看怎么办?」王冀说中研院可考虑。后他们张家还是自己去查证,看到张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权,认为是正牌的,乃决定由张女士写。

张学良大概认为只有外国人会保持公正,他仍受威权恐怖之影响,其实就算交给国民党做,在一九九○年后的台湾也不会再改史灭史了,何况是中研院,乃就宁予外贼了。

我后来不好讲话了,再讲张家会误会我和唐德刚是抢不成就来破坏了。事实上张家误会了。刘绍唐从未说张之丙是假冒,他及许多历史学者,只是认为由唐或中研院来做,在学术及写作水平上较好。口述史并不是录音整理,那只要个听得懂东北话的大学生就够了。口述史要查史料,要补史料,要查证,当事人的回忆并不一定人事地正确,要把电报函件等史料全找了出来,考证了各回忆口述的疑点,如「西安事变」共党代表刘鼎之口述,虽为一手,但它与当时的电报多所出入,要两者相辅才能较正确。问张学良事变前见了周恩来几次,他可能记得两次,但说什么内容,为什么见,他可能记得不明确,要找出当时的文字记录,会更可靠,再给口述者看,会激起其回忆,会做更好的补正。张学良有时逃避,会说:「尽信史不如无史。」但此说是指以前片面道听之言而言,以前文字流传不多,说的人也不多,说得也不严谨,考证精神也不够,才会以讹传讹。如果照今天严格的史学分析,还有通联纪录,一部信史还是可以大体得致的。

张之丙能争取到此计划,也算难得,她的姊姊张之宇,中文底子深厚,后来做张家的管家,也记述了一些史料。尤其她劝张不要将其记录一烧了事,在保史上功不可没。但「毅荻书斋」的成立和口述之进行,后来又有很多波折及争议。张性格上的虎头蛇尾,有始无终,实在是误己误事。后来我听说张之丙姊妹与张家闹得很不愉快,我不知曲直,无从评断,只从我的经验来看,我对张氏姊妹还有点同情,只是我对张之宇所写的一大堆谈张的文章,虽喜其中透露了一些新的史料,知其必与张夫妇甚亲近,但对她的文章,语意暧昧艰涩难懂,甚至有很强的反共主观夹杂在内,我认为不太恰当。但这一切只是张的选择,我也无言,只有有次遇到张家之人,谈起张氏姊妹仍难掩忿忿之情。我想,我若说「成功不必在我」,未免矫情;说「幸灾乐祸」,似乎残忍。我最后还是选了残忍。

唐德刚又说,真正把他访张之事阻断的是宋楚瑜,说是王一方问过他:「你与宋有何过节,为何他向张说反对你来访问?宋说国民党内史家济济,为何要找唐?」我听了此节甚感奇怪,因为王一方生前从未与我提此节,我一直认为此事是张自己紧张,他一动摇就易受到太太及旁人的影响,此事主要是张的决定。如果他决定由唐写,他应也不会受到宋之影响,国民党又能为此拿他怎样呢?后我安排唐、宋一见,饭吃得很好,但未谈此事,后我请人问了宋,他说他没讲,他根本不记得有此事。我想,宋应不会隐瞒什么,此事还是因张怪我没守密,对我不信任,他一疑,就退缩了。进谗的人就有了机会,以后误会愈来愈深,愈解释他愈怀疑我有鬼,甚至怀疑唐德刚也想「做他买卖」,他把唐想成西安事变时的阎锡山了,有了成见,什么事也说不通了。

一九九二年我责张,张信谗,我们的关系不好。后靠周玉蔻的政治人脉,我又得访张,做出了《世纪行过》的纪录片。片中张也讲了些心里话。他说蒋用杂牌军剿共是「一斧两砍」、「共产党有人心」、「长征伟大」、「陈仪好人」等。

这期间张谈得最好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世贸大楼那次的餐聚。参加者有孙运璇、吴大猷、袁家骝(袁世凯孙)、梁肃戎、刘绍唐等人。张说蒋对中国的统一,有功,但他又指着王一方说:「王新衡就说『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,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』。」王一方还推了我一把,苦笑说:「他说就他说嘛,引我爸爸做啥!」

瞎子摸象

蒋对张有气,张对蒋有怨,中间还夹了个宋氏兄妹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关系极为复杂,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又有不同的说法,使这件中国近代史最隐讳、最重大、又最戏剧性的关系一直说不清,大家各取所需。我以一个亲炙身教,又深受教训,也把所有史料大致看过一遍的人,愿从较客观的立场,来对此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做点合理的推断。

一、骨肉仇雠。

张、蒋在政治上相互扶持,「依若股肱,情同骨肉」。双方家庭也来往密切。张失东北、热河,国人多所不谅,蒋也曲意维护。但蒋顽固,执意剿共,张却改变了当初必先安内之想法,认为应以攘外抗日先。也只有儿子敢向老子争,老子能对儿子骂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那个晚上,两人大吵。张学良说:「我跟蒋先生痛陈,我说你这样下去,不等于投降?蒋先生说,汉卿你真无耻。我从来当军人,没有降这个字。我说你这样做,比投降还厉害,你叫日本人一点点蚕食,就把我们中国一点一点吞了,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?」

蒋介石也事后不安,反省自己是否「说话太过」。张也阴,他气得要拿手枪打蒋,但事后要使蒋松懈,他竟去华清池洗了个澡,使蒋以为张的愤怒只是一时情绪。那知张回去后就布置把他抓了起来,故蒋也气自己「信人太过」。

事变后,蒋在盛怒下是但求一死,但看张仍是要拥他做领袖。太太也来劝:「宁抗日勿死敌手。」他认为张仍是爱护他的,乃答应停止剿共得释。张要亲送,他还坚拒。到了洛阳,下机后第一句话就是:「张副司令哪,要好好照顾他。」张对此话感动了一辈子。

张执意亲送是认为:「我说那首领就是个泥菩萨,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扳倒了,我自然把这泥菩萨扶起来。」

二、亲送考虑。

但蒋回到南京,新仇旧恨齐上心头,看张闯了那么大的祸,对他又很气,加上南京政府其它大员也对张很感冒,蒋就是要护张也有困难。回京后第二天──二十七日蒋的日记载:「晓见汉卿,彼欲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,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,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,彼乃昂昂然而去。」

现哥大「毅荻书斋」门口展示的蒋的条子:「汉卿,请来小叙。中正。」是蒋在溪口养伤葬兄后,与张在溪口再次见的面,但张态度可能不好,像个满腹委屈的儿子,蒋事后写着:「汉卿胆小怕死,狡狯胡涂,诚不可以道理喻也。」徐永昌看了张也认为他毫无悔改,不可轻放。据闻张在晚年看了这份资料,说:「他也这么说?」

张是以为蒋会放他回西北的,因为宋氏兄妹在西安谈得很好。唐德刚说:「所以汉公讲,蒋公是有大略没雄才?」张说:「这是我批评他,张啸林说句话,他说蒋先生不会做,蒋先生会做,到南京就把你放了,这是历史上一件动人的事。」

一九四一年圣诞节,宋子文在驻美代表任上,致信蒋要求放张,说:「可否宽其约束,嘘枯催生,微兄奚属?」蒋回电说:「汉卿思想与心理至今仍未改变!恐此时一经出外,必受反动分子之包围,于国与彼皆属不利。」

蒋后来认为张已不可用。「杀之不忍,放之不甘」,加上大陆失败,对张怨恨再难消除。

一九五八年,蒋介石才在桃园大溪见张,两人都流下了眼泪。蒋说「西安事变」对国家损害太大,张垂首不能视。

三、宛若仇雠。

张对蒋则是怨懑不已,认为当初自己一心纯洁,为了国家为了蒋好,蒋不应背信扣之。后蒋自招失败,张如危卵。但他又想示好求蒋,待蒋叫他写「反省录」,事后对他称赞,他又很兴奋,乖乖又写了「杂忆随感漫录」的自传。自传与他向唐、我说的故事大致差不多。但又是虎头蛇尾,写到「西安事变」前又停了。许多要写的人物专章也未写。张学良可能认为要复出,就要做个好学生,但看不能复出,他又不上课了。

到了晚年,他又把对蒋的怨懑宣泄而出。也可能对自己曾卑微的求蒋而终不得释引以为耻,因此把蒋说得一无是处。我认为这是张自承的「春性又发」,老年更甚。因脑筋退化,思考更不全面,而张本来就有「不替别人想」的毛病,他在一九九○年对我的批蒋语,尚属公允。以后连蒋抗日也否定,就太偏误了。

四、血染敌襟。

张说蒋不放他出来就是因他「主张抗日」,此话真是「一斧两砍」。蒋不放张是对他灰了心,怕他又乱来,反而乱了抗日之计。张是很想抗日,他说:「千方百计图谋抗日。」七七事变后他写了一封信请缨,信很感人,但蒋仍不允。

可是说蒋不想抗日,只想剿共,还怕张出来领导抗日,这未免太不公允。抗战中蒋把精锐部队投入,没有像汪精卫一样,与日本来「共同防赤」。他坚持到底,这点功劳不应被否定。当然蒋仍不放松防堵共党,抗战后期抗日防共成胶着状态。张说蒋「保权」第一。但共产党在抗战中也是保生存为第一,何能独责蒋呢?

五、遐首云天。

张对共产党的看法,这点最触动国共两党的神经。周恩来口中的「千古功臣」若骂共产党,共产党的历史解释都会大受冲击,故周恩来在「反省录」发表后仍说这是张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为,并为此「委屈」而流下了泪。我想周是出自真心。只要能救张,他愿尽全力。他在五○年代传说曾带话给蒋,叫不要对张不利,「否则大家将来也不好见面。」蒋、张、周三人间的关系极微妙。

张对共产党的贬褒与他对蒋的爱憎有正比关系。他在一九三六年非常亲共,认为他们爱国、有人心,他要加入共产党,一起抗日。但五○年代又大骂共党。当时也不能说全是为取悦蒋。只是在冷战大环境下约制了他的思维。张骂蒋没中心思想,事实上他才是变来变去。不过晚年我看他基本思想仍是肯定共产党,我未闻他有批评共党之语。对邓颖超一九九一年邀他回大陆的信,他亲笔回信说:「无限欣快,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,突深感戴。良寄居台湾,遐首云天,无日不有怀乡之感。一有机缘,定当踏上故土。」张学良最后说:「我就是共产党。」

六、杀杨留张?

杨虎城是因为有杀蒋之意,又不主张轻率放蒋,故蒋衔之,他与蒋又不如张之亲,还想从苏联取军火回国重拾旧部,更遭蒋忌。大陆败退时全家被蒋杀掉,此蒋一生最大的负信。宋子文与杨甚好,但也保不了杨。蒋夫人当然一直在保张,说:「我们对不起汉卿。」但张在口述中称一九四九年蒋夫人威胁蒋说:「不得对那小家伙不利,否则我离开中国,扬露你丑事。」这点张是「哥冠妹戴」,错了。时间也不是一九四九年,是在一九三六年事变后,宋子文怕蒋要背信杀张,如此对蒋说的。

张看了我给他的吴天威的书,上载美驻华大使约翰逊(Nelson Trusler Johnson)回忆宋子文对他如此说,张误看成宋美龄了。

一九五○年四月,蒋夫人来台不久,就要到井上来看张。张在四月十六日致信蒋夫人说请不必来,「井上到新竹往返要五、六个钟头,公路之坏,难以想象。」蒋夫人乃请张学良四月三十日到大溪一见,这应是溪口后两人第一次见面,蒋介石那次没出来见。

张说蒋夫人是他的知己,说他是"Gentleman"。又说:「她很保护我。」

七、看蒋日记?

张学良在「反省录」及自传中都说:「亲见机密日记,知其对日问题,忍辱负重,深谋远虑,具有临最后关头,奋斗到底,坚确的决心。」故台湾小学生都说是张看了日记幡然悔悟。但蒋经国的机要罗启说,张学良有年中秋节喝了酒对他说:「罗参谋,我没看过蒋的日记。」我后来问张,他说他是看了,但看了更生气。我想张是看了,但看蒋对他斥骂之话,又很气。但为讨好蒋,劝服杨虎城放蒋,又挑蒋准备要抗日的那段来讲。

八、冲冠一怒。

唐德刚说:「如果没有西安事变,张学良是Nothing。」张学良有爱国心,但做事不认真,「春性大发」常误正事。做英雄也不够,但他冲冠一怒,却改变了中国历史,甚至世界的历史。

他是个矛盾的人,一生经历也集矛盾之大成。蒋说保护他,结果真保护了他。都说张学良害蒋丢了天下,其实是蒋丢了天下成全了张的令名;又说张使共党坐大,其实是共党后来的成功造就了张的传奇。而他又长命,使这项传奇跨越了一世纪。

张学良,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幸运的人。他曾忠告溥仪说:「如果你还摆皇帝老爷那一套,你会把你脑袋玩掉。」溥仪最后被共产党改造成功,对其前半生有了充分的反省。但张学良却没有被蒋改造。那最要砍掉他脑袋的人反而保全了他的脑袋。

后来,我接唐德刚之信,有这话:「曾从认识彼得(按:Peter,张英文名)开始,无一而非缘分也。彼得改写了中华史和世界史,然俱往矣,皮肉犹存,历史已交代矣。」

我还是有憾,史虽存,存得更有系统,更全面,更可读,不是更好吗?但也许,我遇到的这一切曲折,正就是史,史正是以其固有的行事风格叫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张学良,了解他为什么会不甘愿的接下东北军这个包袱,又不甘愿的去剿共,最后不甘愿的把蒋介石抓了起来,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:「少年登科,大不幸也。」张学良后来一切作为,就是为了抗日,但蒋剥夺了他这个机会,这是对他的最大惩罚呢?还是保护了他呢?若张真能率部抗日,他是血洒沙场呢?还是又想摆脱此一包袱呢?历史没给我们答案,蒋介石没给我们答案。反正,有人抗日了,蒋也坚持到最后,这点,蒋在历史上是被肯定的。张学良在「西安事变」后给了蒋许多机会,至少,抗日团结这一机会蒋是把握到了。他俩在这一点上可谓相互成全。

张是中国最会反省的人,他被迫每天反省,也会反省,但就是不做。他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,却邀上帝逾格的恩典,可谓「主恩天高厚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六月
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3-25 09:25:50 | 显示全部楼层
【注释】

【1】此为一九九九年我给唐德刚的信。「老少儒」出自唐德刚致张学良诗,唐老我少。

【2】张被扣后,三月十三日贝祖诒夫妇来溪口看张。张在一九九○年四月赠我万绳栻之诗,有「好梦未圆愁夜短」之句,说可赠给女朋友。张晚年引东北话说自己是:「秋后蜢子,蹦不了几天。」张尝自谓:「平生无遗憾,唯一爱女人。」贝夫人名蒋士云,排行第四。亦称蒋四小姐。贝夫人反对赵四限制张,在纽约常带他去大西洋城赌博。后二句仿马君武诗。



【侧记】
松花江上               ◎郭采君


历史如果是个胡桃核,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钳(nut cracker)。

一九九三年,我九岁,一个可爱的女孩,如果那年举办奥运,我有资格去唱《歌唱祖国》。我爸爸想叫张学良喜欢我,喜欢我们这一家,开口讲出更多的历史,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机会,没有人比我爸爸更有这个机会而又知道要认真的把握它。

我爸爸不只是为了记述历史,他想把握历史、导引历史。他想叫张学良回家乡,想为我们中国的近代史最重要、最戏剧性的篇章,留下一个完整的结尾。想给一段中国人最多谈述的故事,留下一个或许是老套,但是一个喜剧的结局。就如童话故事的结尾:「王子与公主后来……。」

我与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,爱国的工具。他要我们唱《松花江上》。那首

歌,对一个八、九岁的小孩来说,很难唱。他要我们唱给张学良听,要为那个机会做准备。可能在张学良离开大陆后就没听人唱过这首歌,我们要唱给他听,打动他

被禁锢的心灵,希望他能说:「好,走,备马。」

我爸爸想做那牵马的人。

我爸爸在作统战。他要统战张学良,他要统战一切与张学良有关,能够影响张学良的人。团结他们。

是基于他对张学良的爱吗?有一点,是基于对打开胡桃核的好奇吗?有一点,但最大的原因,还是基于他对我们国家的爱。他的爱很深,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爱,我们只知道他很认真的要我们唱好这首歌,他把歌词的意义讲给我们听,要我们了解,要我们感受到国家之痛,国家之爱,告诉我们国家的历史,上上一代的国难家仇,我们这一代人的何去何从。

二○○四年最后一天,他带我到了松花江边,走上了冰冻的大江。

谁教导我爸爸要爱国,我们是中国人?蒋中正。我爸爸被教育说,我们的国家遭到大不幸,都是因为共匪窃据了大陆,共匪本来已该灭亡,就是因为「西安事变」。张学良是国家的罪人。因此,我爸爸对国家爱,就对张学良恨。在我见到张学良那个年纪,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坏人就是他。

「这个坏人现在在哪儿呢?」我爸爸的小学老师来自竹东,她说他住在他们那个镇再往里面去的山中,那里叫清泉,但当我爸爸听到张学良这个名字的时候,张学良已离开了山里,回到了人间,他与蒋介石的恩怨,已基本结束。

但是我爸爸小学课本中的第二号坏人杨虎城呢?他的老师答不上来。

「枕中不眠寻诗句,误把溪声作雨声。拥被推敲难入梦,静听头前溪水声。」一九六四年,葛乐礼台风,清泉被冲毁了,现在,新竹县政府要出钱把那个日本房子修复,把张学良当初的照片布置起来,把我爸爸的纪录片放出来,不是做为历史耻辱柱,也不是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只是想做点生意,吸引大陆的观光客来看。

后来,我爸爸离开了新竹,到台北上大学。他进了一个匪情研究所深造,那个研究所叫「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」。在台湾,研究共匪也可以当博士的。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,他的老师有的也是共匪,他后来一交跌进匪窝,竟然成了共匪。人家叫他郭匪。他原来是来消灭共匪,结果他发现国民党原来也是共匪,是赤党。如此认定他们的是张作霖,中华民国的元首,张学良的爸爸,那张作霖是好人?

我爸爸本是训练来做特务,结果他反因此开了眼界,看了机密,其实只是些掩盖的常识,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。

他发现历史不是小学课本讲得那么简单。张学良不是坏人,「西安事变」是改变了历史,但并不是蒋介石必然失败的因素。国共是兄弟阋墙,但也曾共御外侮。最近国民党党史会公布,他们还欠毛泽东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!当然,我爸爸现在说,他那时的小学课本虽然简单,虽然片面,但大体仍算正确,是一部简单的中国历史,不是现在我这一代所读的否定中国的历史、从异族角度来写的无根的伪史。可以这么说,我爸爸小学读的历史充满着技术性、枝节性的错误,现在台湾小学生读的历史是有着基本性、史观的扭曲。我爸爸那个时代教育出的是批头脑有点

不清的中国人,现在台湾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国的外国人。

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经验里,他在矫枉过正,他想拨乱反正。他愈是发现更多的历史错误,愈觉得张学良是个好人,甚至伟大,一心纯洁,只知爱国,愈觉得蒋介石阴狠量窄,多疑好杀。在我爸爸的心目中,忠奸正邪在转变着。他说他用手摇开了历史(图书馆书库的移动书架),在那一大堆标示着机密的书中,看到杨虎城全家被杀,连八、九岁的稚子也不免时,他泪涔涔如雨下。他那时刚生下了我,知道了生命的可贵。

我父亲这时候发现,历史就在他身边,他看得到张学良,碰得到面。最先是一九七○年,他在同学王一方的家里,那时他对张学良的看法还没转变,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,后来我爸爸绕了一大圈,飞出了台湾,钻进了书堆,回来告诉王一方:「张学良非常重要,你的责任重大。」

张群曾对张学良说:「你是个宝。」我父亲发现这个宝,是因为他读通了历史。

是王一方给了我爸爸这个机会,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,我爸爸一直感激他,感激到那点小抱怨也微不足道。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机会,与张学良做较长的口述时,王一方要出去玩,催着结束,说:「来日方长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」没想到他却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灾中烧死了。青山遗恨,我爸爸很怀念他。

我爸爸是在大学中结识了王一方,他们很快成为好友。王一方的父亲是王新衡。张学良在负责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」时,王新衡做科长,两人相交。一九六○年张学良放宽管制,准予来台北居住,蒋经国负责张学良的安全,王新衡衔命与张学

良来往,他们与张群、张大千组成了「三张一王」的「转转会」,定期聚首,我爸爸就是这样在王家看到了张学良。

在我爸爸最崇拜张学良的日子里,他甚至幻想要解救张学良。他要为历史拨乱反正。「西安事变」改变了历史,他也要改变那个因改变而被惩罚、被阻隔的那段历史。他想着如何绕过警卫,他没想到他最后会与警卫组长李震元认识,李组长还对我爸爸很好,我爸爸也给他做了口述。不但如此,我爸爸还给他之前的各个组长──段毓奇、熊仲青都做了口述历史。最有名、最被丑化的刘乙光,他的儿子刘伯涵也把他们家的故事全告诉我爸爸,还给了我爸爸刘乙光的日记。还有组员张行端、司机龚永玉,都很乐意的讲出他们那一段的历史。我爸爸把这些口述都写了下来,剪入他的《世纪行过》的纪录片中。他们的历史,比起张学良来说,或许很微渺,或许只算鸡犬附丽,但仍足道。见微知着,从那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历史,甚至旁观者清。

这里面对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,他是随护张学良最久的人,有三十年,他死前还抓着我爸爸的手说:「郭先生,你很好。」

他们是坏人吗?是大陆历史书中所说的凶恶特务吗?如果张学良是好人,那看管着好人,随时奉命就要杀掉好人的人是什么人?这些人后来成了爱护他的长辈,他们信任他,把他们的故事说给他听,他们本来或是敌人,后来竟成好友,历史到这里要怎么解释?如何定位?

这也像今天保护「中华民国」,保护那面中国旗,重新给蒋介石公正评价的,仍然是中国人。礼失求诸野,只要野是自己同胞,野没被异族侵占,我们仍是一家人。家务事、兄弟事,总会有个道理,是非暂时摆着,只要劫波过去,终能一泯恩仇,共建家园。

到了八○年代底,王新衡死了,蒋经国死了,张学良,这个「民国的光绪皇帝」,仍健康的活着,虽然一道无形的圈子仍画在那儿。张学良身边最亲信的人是王一方,我爸爸可以真正认识张学良了。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,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,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,渴望着、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,进到这个宝库。我爸爸不想在历史知识上藏私,他只想为国、为张学良,留下这一段历史,找诚心看待这段历史的人来记下这段历史,来填空,来补白。他自认为只能做书僮和参谋,他最大的目的,还是想请张学良回家,回东北。

因此,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着《松花江上》。

这时候,我也看到张学良了,但我对他一点不注意。那几年的大年初一中午,王一方会请他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全家来他家过年。王奶奶很喜欢这个女同学,她的先生是马英九,当时还是陆委会副主委。照例,原来这顿饭是请张学良夫妇的。我们家通常是他们吃完了饭才去,我爸爸借机与张学良谈话,我们小孩领了压岁钱就跑开了。在桌上,我爸爸会问:「张伯伯,几时回大陆啊?」赵四就打断了说:「上帝那儿才是我们的家。」赵四是生怕张学良又回到人间,我爸爸是生怕张学良进了阴间。因此,我爸爸与赵四的矛盾比与警卫都来得大。赵四不喜欢我爸爸,但她还喜欢我妈妈,因此,我妈妈也成了我爸爸的统战工具。

终于,一九九三年,好像是一月间的一个晚上,我们走进了张学良大屯山下的家,我妈妈送了她插的花,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,我们在张学良耳边唱了《松花江上》。他耳朵不好,但我想他听得清楚,我们唱进了他的心里,我们把他心扉打开了一点。

那天晚上,他很高兴,他又做了个手帕兔子,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。他给我写了「爱人如己」四个字。最后带我到壁炉前,打开了蒋夫人送他的铜马车灯,他说:「当心,妳看,一会儿马车就会跑啦。」

后来张爷爷坐马车跑了,我们家出国,我再也没有见到张爷爷了。

我爸爸还在努力,他找了周联华牧师、郝柏村等任何有影响力的人,仍在想办法劝张学良回乡。张学良也很想回乡,他曾说:「国家有用,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。」但他不知道的是,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国那一小块土地,后来又被日本人占了,他的国家没有了,他没有用了,他又体弱老残,最后竟无力点那完整的句点了。死前他在夏威夷,他的看护林渊泉,那位小孩时从清泉就跟着他出来的人,推他散步。他说:「我要到那边去。」看护说:「好,到那边红绿灯,我再推您过去。」张学良说:「不是,我要到那边去。」看护这才知道,他说的是东北。我的爸爸这时又幻想了,如果他在张学良身边,他一定会说:「好,张伯伯,我去安排,我们尽快就走。」

这就是我的故事,我唱《松花江上》的故事,我爸爸爱护张学良的故事。没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历史,他也没什么口述历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献曝,他不是学历史的,不是历史学者,他只是个中国人,想爱国,想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,知道他面对的是段重要的历史机遇,他要把握它。他得到张学良的喜欢,这点我也有点力量,取得张学良的信任,他问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,或许在那周恩来的三个电报中已有,记载得很详细,但张学良亲口说出来,总算拍了板。

他或算是个记者,赵四为此防着他。因为在长久的幽居经验中,秘密就是安全,

一有风吹草动,头上悬的那把刀或就会掉下来。

*本文为郭采君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于复旦大学口述史会的讲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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